农村“大喇叭”，如何打通疫情防控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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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是重要保障。大喇叭作为一种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具有成本低、范围广、实效性和亲和力强的优势，在此次疫情中发挥出巨大作用，成为基层疫情防控最强的声音。然而，新媒体时代下大喇叭作为传统的广播形式，认为其应该淘汰的社会声音不在少数，大喇叭真的过时了吗？它为何能够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应急广播体系中又应当如何发挥农村“大喇叭”的重要作用？
一、农村“大喇叭”真的过时了吗？
大喇叭自新中国成立第一天开始便成为与新中国发展紧密相连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大喇叭最早可追溯至1952年，以4月1日以农村有线广播为标志的县级广播站——吉林省九台县广播站开始广播，自此农村大喇叭开始广播。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下，“大喇叭”这个特殊的载体在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改革开放以前，“大喇叭”作为主流媒体除了承担着党和人民的传声筒、丰富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之外，在疫情防控中，也起到普及防疫知识、舒缓群众恐慌心理等重要作用。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提出“发展农村广播网”的要求。12月21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意见》提出：“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把建立有线广播网与消灭若干传染性疾病联系起来，可见中央对农村广播网在疫情防控中作用的重视。到1957年底，我国农村大喇叭安装94万多只，1959年跃升至469万只。农村大喇叭成为消灭传染性疾病的最重要宣传工具之一，消灭各种传染病的宣传也成为当时农村大喇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移动互联时代到来，广播媒体的传统伴随收听等优势正被智能手机等人工智能设备的优势所稀释甚至取代。在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从1995年开始县乡有线广播站和广播喇叭的数量开始逐年下降，至2000年，有线广播在统计年鉴中已被取消。据统计，1990年全国共有市县广播台站2466个，乡镇广播站和村广播室39.7万多个，村广播通播率和喇叭入户率以分别下降69.9%、37.3%。
但是，在应急状态、农村、众社区等特定情境下，特定人群接收信息、获取服务等方面，声音媒体的应急功能、社区广播功能、农村广播功能等仍然不可替代。在这一时期，农村大喇叭在国家面临的多次疫情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且大喇叭在疫情防控中的应用也日益规范化。
2004年，经历过非典过后，国家出台《传染病防治法》，农村大喇叭的部署位列其中。之后，2013年国家应急广播中心的成立，并正式印发《推进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方案》。村头的“大喇叭”和乡村调频广播作为农村的“公共传播媒介”，再次被一些地区重视起来。“村村响”工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使农村大喇叭又有新的发展。加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积极争取落实中央财政专项资金18亿元，在2018—2020年对443个深度贫困县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给予支持，农村大喇叭的覆盖面、影响力不断扩大。
从中国社会机制角度来讲，在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社会需要有一种像定海神针一样的东西来引导大众。尤其是在信息沟通相对不发达、不及时的农村，这就离不开传统媒体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农村“大喇叭”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大有作为。
二、农村“大喇叭”在疫情防控发力的内在逻辑
应急广播、社区广播、对农广播都是以特定服务人群为对象的类型化音频服务，为特定区域的特定受众服务，让声音的伴随服务更加“有的放矢”，也是重拾声音本质优势、重构音频媒介的战略之举。统计显示，美国每天收听社区广播的人数达到71%，在德国每天收听社区广播的人数则更高，达到82%。此次疫情防控中，农村大喇叭的回归也彰显出媒介音频的重构，而纵观此次疫情下农村大喇叭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成效，有以下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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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语言：精准发声，村言村语
无论是“有些人死皮不要脸”还是“你串门别人也不一定欢迎你，你别太自信了”“今天到处串门，明天肺炎上门”的防疫段子在村子上空回荡。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语是村民们段子和方言的巧妙融合，不仅让这些“村言村语”满载乡情、亲情，也符合当地的语言习惯、风俗习惯，更易让村民们接受。此外，不同地区的不同方言也让大喇叭的疫情传播做到精准发声，多样化、个性化的应急广播“地方体”风格在当地的反复传播，也能够加深村们的注意力和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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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方式：媒介融合，消解边界
当前，农村大喇叭的传播已经从“部落”演变至“地球村”。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对广播有一个生动的比喻——“部落鼓”，意即族群化、小众化、社区化，而他把地球则形象的称为“地球村”。如今，农村大喇叭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走上互联网，农村大喇叭无疑也融入了潮流。1月24日，农村大喇叭开始在全国农村乡镇社区和村组响起之后，短视频、音频等内容迅速风靡互联网。
一方面，短视频等新兴媒体加速了农村大喇叭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以大喇叭声音为主，配之以竖屏式的农村大喇叭、村庄、河流、森林以及人物、牲畜等画面，迅速成为“网红”，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大喇叭。另一方面，以农村大喇叭传播内容进行的二次创作，配以文字字幕的视频，消解了农村方言广播的“部落”限制，让不同地方的村民获得文化认同感的同时，也让其他受众获得猎奇感。农村大喇叭走向互联网，将再次成为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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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范围：科技加持，村民全覆盖
此次疫情防控中，除了亲民的语言方式以及新媒体传播的加持，科技的赋能在此次农村疫情防控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为了做好防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宣传工作，各地各出奇招，农村大喇叭、无人机、微信群共同上阵，构建起了从线上到线下全方位的宣传网，真正做到疫情防控的村民全覆盖。
图片来源于微博
另一方面，科技的赋能也方便了疫情广播内容的生产。“平台播报、MP3播放、人工喊话”三种操作方式，简单操作就能让全村大喇叭同时响起。在佛冈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工作人员可通过自动文字转声音将信息自动传播到11种渠道中，方面快捷、简单高效。据统计，截至3月13日，广东省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利用农村大喇叭发布信息1300多万次，覆盖12032个行政村，覆盖3000多万人。
三、新时代下农村“大喇叭”如何助推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经历了68年的发展演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传播，农村大喇叭在公共突发事件下的应急防控值得我们重视与思考。事实上，农村大喇叭已经成为基层党委、政府和人民的主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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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大喇叭”在农村应急广播体系的作用
农村大喇叭近70年经久不衰，其成本低、传播范围广、传播实效性强等特性使其不仅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更能够在特殊时期打通应急防控的最后一公里。因此，除了充分将0农村大喇叭融入到十四五整体规划、扶贫攻坚战、乡村振兴战略的大体系中，新时代下还应当重新思考农村大喇叭在国家应急广播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是将农村大喇叭作为应急联动主体列入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当前国家应急广播电台采取四级联动政策，包括中央、省、市、县级电台。县级电台虽然将农村大喇叭包含其中，但其实质上融合力度不足、联动能力仍带加强。因此，可将以农村大喇叭为主要载体的村级电台作为第五季应急联动主体，纳入整个国家应急体系建设中，真正解决国家应急防控的最后一公里。
二是以法律加持，提升农村大喇叭在农村应急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好的传播方式与手段通过法律的加持提升其有效性、规范性。针对目前不少地区仍然存在的政策认知不足、内容传播不规范等问题，法律能够引导规避这一方面的风险。应当农村大喇叭的管理规范那种到《突发事件应对法》《广播电视法》等条文规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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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应急报道常态化观念
一方面，在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今天，尤其是当前新冠肺炎全国疫情的不可控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已经由“非常态”转变为“常态”。突然公共事件的多频发生，要求农村大喇叭有反应更为及时迅速的相应机制，应当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媒体不断普及，《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2.25亿人，占网民总数的26.3%。网民的不断扩大使得突发公共事件都会在极短时间内在网络上蔓延，甚至发酵变质，从而增加社会的恐慌和不稳定因素。因此要求农村广播相关人员应当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以应急报道常态化的观念充分做好农村大喇叭应急传播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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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完善农村应急评估机制和预警机制
一方面，设立农村应急等级评估机制。通过设立农村危机传播的等级，根据敏感度及潜在威胁的科学研判，以新技术、新手段进行公共突发事件的分析评估，提炼出此次事件背后的敏感等级，提升农村大喇叭的权威性与严谨性，保证有线广播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农村应急广播的预警机制。强化区域范围内的联动性，加大区域范围内的信息资源共享，实现全天候、全方位、全时段的预警信息发布，能够有效提升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和效率，减少社会公共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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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小安,王新涛.危机管理中有线广播功能的挖掘及实现[J].电子政务,2014(08):94-99.
END
美 编 | 李姝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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